一 

对民间年画的收集与研究最早是由一些外国学者开始的。因此，很多国家都藏有数量不等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年画，如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丹麦、波兰、捷克、美国、日本、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等国。

国外收藏中国年画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共有大约6000余幅，并且“因为俄国主要与中国北部发生联系，所以收藏最多的是杨柳青年画”。其中科马罗夫（1869－1945）（图4）和阿理克（1881－1951，旧译“阿列克谢耶夫”）（图5）二人的收藏较为系统和全面。俄国植物学家科马罗夫于1896年至1897年两次到中国，工作之余，收集了大约300幅年画（这些作品大部分是杨柳青年画）。后来，他还用这些年画在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举办了一次展览。虽然“汉学家们不屑一顾的态度说明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但当时正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一年级就读的大学生阿理克正是因为这个展览，而对年画产生了兴趣。1906年，阿理克来北京进修，开始搜集年画，三年内共得3000种。他对年画非常喜爱，在杨柳青旅行的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在收集的同时，他还请人对这些年画的内容、含义以及使用规范做了大量的记录。在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和调查实录的基础上，阿理克对他收藏的年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述颇丰。正如李福清（1932－2012）先生所言，阿氏的贡献不止于是“中国年画收藏方面贡献最大者”，他还“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中国民间年画大型展览”，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中国民间年画进行科学研究的人”。

1907年5月，阿理克在北京遇到了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并开始一同旅行。在天津，因为受到阿理克的影响，沙畹也收集了一批杨柳青年画，主要是戏曲年画。

法籍传教士亨利·多雷（1859－1931）也可称为“最早收集、整理、研究和摹绘出版年画的人之一”。他在1895年至1931年间收集的年画最早藏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1956年被上海图书馆收归国有，共3000余件，其中包括了为数不少的杨柳青年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年画上也保留了当年的传教士对这些年画的著录研究文字，共约有四万法文，包括了对年画题材、内容、主题等方面的记述。（图6）

日本也收藏了大量中国年画，除了珍贵的早期苏州年画之外，很多机构还藏有一定数量的杨柳青年画，如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名古屋大学图书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等。（图7）其中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杨柳青年画数量较大，“可以推定为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作品，大部分是以杨柳青为中心的天津地区的年画”，“这些作品版型大、色彩艳，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保存状态也很不错”。（图8）

国内最早系统收集民间年画的机构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和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前者成立于1923年，次年征集了各地的新年风俗物品（如神纸、年画之类），共286件。这些收集到的民俗文物随即被展陈于风俗陈列室中，供各方人士研究参考。21941年12月，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堃转到中法汉学研究所负责民俗学组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该所在不长的时间里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年画。1942年7月，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名为“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的展览（其中展出了一部分门神、门童、天地马子、诸神像等，皆系从杨柳青和北京打磨厂戴廉增画店购得），编印的图录也在展览会期间发行。图录中法文对照，文字说明翔实、准确，考证严密，开以西方图像志方法研究中国民间神像版画之先河，书末还对这些民俗版画中的吉祥寓意图案进行了归纳说明。此外，展览还陈列了大量的相关古籍和国外参考文献，计56种，亦可称最早将文献和图像结合的研究性展览。（图9）

国内著名的民间年画收集者有鲁迅（1881－1936）、郑振铎（1898－1958）、卫聚贤（1899－1989）、阿英（1900－1977）、娄子匡（1907－2005）、金肇野（1912－1995）、王树村（1923－2009）等先生。单就杨柳青年画而言，以王树村先生（图10）的收藏最为全面和系统，质量也最高。

如今，王树村先生的大部分藏品都分别捐给了国内多家博物馆或美术馆，其中以中国美术馆所获最丰。其他藏有杨柳青年画（包括画版）的机构，以笔者所知，还有天津博物馆、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广东美术馆等。

概而览之，国内外学者对杨柳青年画的研究都是在实物收集的基础上展开的。1949年之前的研究者，主要是一些外国学者，1949年以后，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加入进来。篇幅所限，本文仅以笔者所见的专著为线索，以杨柳青年画为中心，略作梳理。

（一）关于中国年画的综合著录与研究，以画册和图录为主，亦多附有学术价值颇高的研究文章，如《世界美术全集·东洋版画篇》、《支那古版画图录》、《中国の明·清时代の版画》、《中国年画》、《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21·民间年画》、《中国民间版画》（图11）、《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中国伝统年画図录》、《中国年画》、《中国民间年画》、《清末年画荟萃：上海图书馆馆藏精选》（图12）、《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中国の年画：祈りと吉祥の版画》、《艺林拓荒：王树村民间美术收藏与研究成就展》、《虎年新春贺岁·中国年画大展》、《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文物选萃·年画》等。

（二）关于中国年画史（版画史）研究及与年画研究相关的论集，偏重于美术史或美术理论，其中杨柳青年画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如《中国民间艺术中愿望的表达》《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07年中国纪行》《中国版画史略》《中国民间年画：旧中国的精神生活》《中国年画史》《中国民间画诀》《中国民间年画选》《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中国古代民俗版画》《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关羽肖像初探》《中国年画史》《中国年画发展史》1《中国年画艺术史》《戏出年画》《艺林拓荒广记：王树村文集》《中国木版画通鉴》《中国民间美术》《李福清中国民间年画论集》《中国古典小说与民间年画》等。

（三）与杨柳青年画研究有关的专著，包括图录及个案研究，如《杨柳青年画》、《杨柳青木刻年画选集》、《杨柳青年画资料集》、《京剧版画》（图13）、《太平天国板画》（图14）、《高桐轩》、《杨柳青红楼梦年画集》、《杨柳青墨线年画》、《杨柳青年画》、《中国杨柳青年画线版选》、《中国杨柳青木版年画集（1）》、《杨柳青年画：民俗生活卷》、《天津年画百年》、《杨柳青青话年画》（图15）、《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以画过年：天津年画史图录》、《义成永年画艺术文献展：实物、技艺与口述》、《中国年画の小宇宙——庶民の伝统艺术》等。

纵观杨柳青年画收集与研究的学术史，所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堪称经典。但其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如多为材料的汇集与整理，或是在美术史视角下进行简单的形式风格分析，或是在历史学视角下做“看图说话”式解说，扎实的个案研究与系统的综合研究均尚待开拓。笔者以为，今天的杨柳青年画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材料上，应该突破传统的研究框架，从文化史的视角出发，进入到阐释的层面：探讨作为视觉艺术的民间年画是“如何被大规模生产”及使用的，以及“它们是否产生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意义而非只是表现了这些意义？如果是的话，这些意义又是如何产生的？”

当然，全面系统的年画调查与刊布始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从近十几年以来的出版物看，多是旧有研究成果的改头换面，少见具有学术意义的创新与突破，也少见修正过去错误或弥补以往不足之处。并且，在逐渐“丰富”的作品背后，一些图册中未经鉴别的伪品也不在少数，图录撰写水平的大幅下滑也比较明显。

此外，一些与杨柳青年画有关的近现代文献材料也尚待整理和使用。以笔者所见，大量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报刊、史志等材料（图16）均未被系统纳入杨柳青年画研究之中，而新的史料布局也必将带来新的问题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