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自秉先生在其《中国工艺美术史》一书中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工艺，和商代相比，有着明显的变化。从制作和实用的目的看……商代是酒器的组合，是以祭祀用器为主，具有宗教性质的意义。周代则是重食器的组合，是以礼器为主，具有人事的意义。而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一种钟鸣鼎食的组合，它已失去祭祀和礼器的特性，而向生活日用器物发展，增加了许多以实用为主的用品。”这一精辟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原始瓷的发展脉络。在商代的墓葬中，原始瓷常与青铜、玉器伴出，凤毛麟角的它在初创的岁月里享有贵族们无以复加的宠爱，闪烁着不可侵犯而神圣的破晓晨曦。西周时期原始瓷不断向同时期的青铜器与玉器靠拢，它们三位一体，共同强化着礼乐之盛。而随着春秋与战国的到来，原始瓷又开始与青铜器、玉器剥离，试图顺应自己本有的可塑性而发现一番新天地。下图的组鼎均来自战国，它们虽同名为鼎，却各有各的性格。那或“谨慎拘束”，或“四仰八叉”，或“修长挺拔”，或“粗壮有力”的腿足，是泥土信手拉伸的快乐；那或“见方带棱”，或“柔卷如绳”的双系，皆是泥土柔软的身形。再看那“萌萌的”兽面及可人的尾巴，或是那依旧“一本正经”的鼎盖，一切都充满泥土丰富的创造力。那炽热的火焰恋着温润的泥土，在春秋战国这个宽容的时代中，挣脱了桎梏，掸去陈念，写尽性灵；那浴火的泥土也回报着甘于湮灭的烈焰，留下了这一件件风情万种的爱情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