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 明代崇祯年间的《孝行图》(采自王树村:《杨柳青年画资料集》,第91图)
天津年画概说二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天津卷】》 / 古版年画
20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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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年画素以“精美与典雅”著称,但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那些精雅的“高档货”之外,亦可发现大量相对简括甚至粗率的作品,或紧跟时尚,或保持传统,既有“细活”,也不乏“粗活”。此外,还有一些追随文人画风格的作品。那么,该如何认识杨柳青年画?其复杂的形式与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

曾经的杨柳青,因盛产杨柳而初名“柳口”,背倚子牙、大清两流,南有运河弯绕,交通发达,水运方便,风光秀美。清崔旭的一首《杨柳青谣》生动地描绘了这里美好的农村生活:“满釜鱼羹气味腥,小船偶傍树荫停,侬炊香饭郎沽酒,两岸春风杨柳青。织浦女嫁弄船男,裙子深红袄浅蓝,小轿一乘船载过,郎在河北妾河南。”在一些存留至今的《渔家乐》《庄稼忙》之类的年画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美丽景色,或许就是这个古镇的曾经模样。(图17)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正因其“漕运码头”的性质,造成了杨柳青商业与手工业的兴盛,其繁盛之时,市肆纵横,街景殷繁,有北方“小苏杭”之称。(图18)因此,杨柳青又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特点,这与一般的农村生活是不一样的。

因题材与风格上的相近,有专家推测早期的杨柳青年画继承了宋代院画传统,正如一则灯谜所述的那样——“北宗画传杨柳青”。对此,王树村先生的看法是:靖康之变时,不少名画和画士被掳往北方,百工伎艺多被迫北迁,故杨柳青年画不仅画法多传院体,内容也有不少是元明以前的传统题材。再加上杨柳青临近北京,而北京在辽金时就是北方的书籍刻印中心,元明清三代,宫廷中更是聚集了大批画家,继承了宋代院画精密不苟的风格。杨柳青年画必然会受到北方版画和院体工笔画的影响,风格倾向于精工、细腻。

但这种风格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杨柳青年画起源于何时呢?

直到今天,其具体的创始时间仍然难以考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人士大夫不屑于记录,所以可资参考的文献材料少之又少;二是流传至今的早期年画本身就很少,有明确纪年的年画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年画不是作为收藏和鉴赏的独立艺术作品,而是一年一换的消耗品,撕掉旧的,贴上新的。除了极少的年画以粉本形式在作坊内部流传之外,实物资料极难保存下来。就是说,从文献和实物两个方向去解决杨柳青年画创始年代问题,均困难重重。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般认为杨柳青年画创始于明末,更具体地说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阿英、张映雪、王树村和薄松年等先生都持这个观点。这里面以王树村先生的考证最为详尽。在1959年出版的《杨柳青年画资料集》一书的序言中,他表示:杨柳青年画开始于明万历年间,至晚是在明末。理由是:“明末以来传留下的一些珍本实物,大部分尚存于民间;而清代同、光年间的老辈艺人,尚有健在,这为我们提供了唯一难得的真实资料。传说杨柳青刻印年画于明万历年间即已开始。据杨柳青较老的年画作坊‘戴廉增画店’开业年代来估计,戴氏经营此业至戴廉增时,已是第九世了,如此推算,至晚当是明末。再就清初齐健隆画店遗留下的点套粉本来看,艺术成就已相当成熟,据此可知,杨柳青年画昉自明万历一说,是可置信的。”(图19)此外,作者在注释中说,根据《戴氏家谱》所载:戴廉增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完稿于1993年3月的《杨柳青年画兴衰概谈》中,王先生又强调“从杨柳青遗留下的近两千件画样遗产,参考其他一些艺术和文史资料,或为杨柳青年画创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相信言而有据”,而“明代以前杨柳青年画是否已经出现,因无实据可凭证,不能推测”。

由此可知,上述的推测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一、实物,“明末以来传留下的一些珍本实物”,包括“清初齐健隆画店遗留下的点套粉本”“杨柳青遗留下的近两千件画样遗产”;二、口述,“清代同、光年间的老辈艺人”的口述与“传说”;三、文献,《戴氏家谱》与“其他一些艺术和文史资料”。三者结合,我们才得以窥见杨柳青年画创始年代之一斑。

后来的学者,多依此说。或言明末,或言万历年间,或言崇祯年间。亦有“永乐年间”一说,“元末明初”一说。当然,还是离不开口述史,并没有更多实物的证据。

明代杨柳青印制的年画传世极少,据王树村先生的记述,搜集到的仅有竹纸墨印的《四十八艺祖神像》、《金仙菩萨、金阙帝君圣众》及《孝行图》屏条。此外,还有几种,疑是杨柳青早期年画中进贡明宫大内特制者,非民间之物,如绘本堆金沥粉《金瓜武门神》,《万事如意》《四季平安》《寿天百禄》门童等。笔者以为,这些作品是否为明代,是否产自杨柳青均有待考证。唯一可以确定是来自杨柳青的明代作品,是一件崇祯年间刻版的《孝行图》(图20),因为“抗战前杨柳青宪章号尚存有此版”。

不管怎样,当我们重新检视这些作品时,至少看到了人们对早期杨柳青年画面貌的推测与认知,以及研究者对杨柳青年画史构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