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是对金属胎掐丝珐琅工艺及其制品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金属胎掐丝珐琅制品传入中国之初，在《格古要论•窑器论》中被称为“大食窑器”、“鬼国窑器”和“佛郎嵌”。其文字记载始见于清代雍正六年的宫廷文献《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蓝”并非专指颜色，而是对其所用珐琅釉料的指代。珐琅又称“佛郎”、“发蓝”，是以硅、铅丹、硼砂、长石、石英等矿物质原料按照适当的比例混合，分别加入各种呈色的金属氧化物。景泰蓝工艺的前身是珐琅器，珐琅器最早诞生于希腊，希腊普鲁斯岛出土的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时期的戒指和双鹰权杖头，被认为是最原始的掐丝珐琅。公元6世纪左右，东罗马帝国的珐琅工艺已经非常发达。12世纪珐琅工艺传入西亚阿拉伯国家，而后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元朝《吴渊颖诗集》中有咏“大食瓶”诗一首，诗中明确地说它是从波斯传来的物品。珐琅器工艺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早在唐代就有此种工艺出现。景泰蓝工艺是西方珐琅工艺与中国传统嵌丝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景泰蓝的工艺效果则更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所崇尚的艺术风格有相似的一面。
广义的景泰蓝工艺包含了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胎体、丝、釉料、装饰附件等的不同加工技法和艺术表现形式，大致分为：金属錾胎起线珐琅工艺、金属捶胎起线珐琅工艺、金属胎掐丝珐琅工艺、金属胎露地珐琅工艺、金属胎画珐琅工艺、金属胎透明珐琅工艺、金属胎综合珐琅工艺。
景泰蓝制品根据胎体材质的不同可以分为：金胎、银胎、黄铜胎；根据题材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人物、动物、博古、花卉、风景、吉祥图案等；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建筑装饰、室内陈设、家具、灯具、餐具、文具、钟表、首饰、鼻烟壶等；根据产品造型可以分为：器皿（尊、鼎、炉、墩、觚、缸、罐、盒、瓶、盘、壶、杯、盆、碗等）、动物（龙、凤、孔雀、象、羊、马、雁等）、植物（南瓜、葫芦等）、综合造型、家具、杂类。
（一）元代
元代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由于游牧民族注重贸易，所以元代的贸易能力是传统的农耕民族王朝所比不了的。基于注重贸易的原因，蒙古人十分重视工匠，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搜掠被统治地区的工匠，并广设工匠作坊来发展手工业。随着蒙古人统一全国，元代对外交流和海上贸易的能力较宋代显著提高，许多身怀绝技的工匠也纷纷来到中国，在这些工匠中，有许多阿拉伯工匠，他们将烧造掐丝珐琅的技术和掐丝珐琅的制作原料也带来中国。当时，珐琅工艺是13世纪后期的高难技艺，掐丝珐琅器获得蒙古人的青睐，为皇家所垄断。故宫现存明确是元代的景泰蓝只有三件，即元代晚期的制品兽耳三环樽、勾莲鼎式炉、缠枝莲纹象耳炉。这几件景泰蓝与元代青花瓷器从图案到造型都有相似的地方。元代景泰蓝由于烧制技术尚不成熟，生产规模很小，产品并不多。明代时期，一部分留存的元代景泰蓝制品又被明人改制成符合明人喜好的景泰蓝制品，很少有元代景泰蓝制品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瓶为盘口，长颈，丰肩弧壁，瓶身向下渐敛，底承圈足。通体以天蓝色珐琅釉为地，肩部有两只铜镀金双螭龙攀附其上，龙瞠目张口，趾爪分明。掐丝装饰图纹：盘口处为一周缠枝纹，颈部则为枝叶肥厚的缠枝花，花朵硕大；腹部主体为缠枝勾莲纹，纤细的枝叶蔓绕于莲花之外，形成一个个圆形的开光，盛开的莲花填以红、白、紫、黄珐琅色，极具装饰美感。瓶口、颈、肩、足处均鎏金为饰。整器纹饰布局繁而不乱，缠枝的小巧叶子具有典型的明代特征。此样式瓶亦称“甘露瓶”，是流行于西藏地区的瓶式之一，为藏传佛教陈设用法器，用于盛水或插草，是极具藏族特色的器物。
（二）明代
现存景泰蓝实物款识中最早的年代是明代的宣德，由此可知景泰蓝在明代已经开始大量烧制，并于宣德年间（1426—1435）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景泰蓝制品技艺精湛，风格浑厚古雅，丝工纹样有力。品种有瓶、盘、碗、炉、圆盒、香薰等，制胎的材料有金、铜两种；纹样多为蕉叶、饕餮、狮戏球、西番莲、大明莲；釉料发色纯正、沉稳，蓝如宝石，红似鸡血，白如砗磲，绛紫、墨绿的光泽堪比各色宝石。景泰年间（1450—1457），在艺术手法、制作技艺、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宫廷的御用监设有专门制作景泰蓝的作坊。制胎工艺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向实用方面转化，比宣德年间的胎型增加了花盆、面盆、炭盆、灯、蜡台、壶等。纹饰有云鹤、火焰等与道教、佛教有关的题材，有龙戏珠、龙凤等寓意吉祥的题材，莲纹也更加丰满，枝蔓形状活泼有层次；釉色出现了葡萄紫、翠蓝和紫红等新色，蓝釉料制作方面有新的突破，淡白微绿的天蓝、琉璃般凝重的钴蓝、像蓝宝石般浓郁的宝蓝均被用作装饰纹样的底色。这种明代的钴蓝釉是一种异常优异的颜色，其明亮度、纯度在以后任何时期也没有达到过，这种艳美的釉色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在装饰手法上，非常注重金工的处理，在器物的顶、盖、耳、足边线等部位，多有錾活装饰。由于纯铜在可锻造性及延展性方面比青铜强，明末的景泰蓝逐渐用纯铜代替了青铜。
总体上来说，明代景泰蓝的器型大都为器皿，多为紫铜胎，胎体略厚，色泽暗而凝重，鎏金厚而发红，纹饰多为宝象花图案。因釉料中的调和剂黏度稍差，烧成后器物表面多砂眼。尽管景泰蓝在嘉靖时期创造了动物造型的薰炉，但多数仍为陶瓷或者青铜器的传统造型。明代景泰蓝，丝用黄铜制作，釉色明亮，有玻璃光泽，色彩喜用原色，对比强烈，统一协调，形成华丽、浑厚的风格。习惯用缠枝莲作为主体装饰图案，缠枝莲的枝干多用单线勾勒，花头硕大，在肥厚的多层花瓣衬托下，中心处形成类似桃形的花蕊。掐丝的粗细略显不匀，勾勒出来的花纹图案轮廓线衔接处不甚紧密，往往露出掐丝衔接的痕迹。
此薰炉以精铜为胎，盖部鎏金，香薰上部金色灿烂。薰炉通体施天蓝色珐琅釉地，饰各色盛开的大朵缠枝莲纹，下承三垂云足，掐丝流畅，花叶肥厚，为明早期掐丝珐琅风格。盖部透錾龙凤戏珠纹，在龙凤周围的空间密布着流云纹，为清代后配铜活，盖壁及边錾刻蝙蝠纹以及缠枝莲纹。本器造型伟岸，釉面光润，色调古雅。鎏金錾刻尤显皇家气派。
（三）清代
清代的景泰蓝工艺在继承明代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康熙在造办处设置“珐琅作”，从康熙中期开始，宫廷珐琅器的制作与使用有了全面发展，除宫廷和京城内设有专门的珐琅作外，在南方的广州、九江、扬州等地，朝廷还另设有珐琅加工厂。康熙时期延续了明代浑厚朴素的造型风格，丝工流畅细致，图案花纹充满豪放的笔意；釉面光洁平滑，色彩更加纯正；釉料纯度提升，大幅度降低了砂眼在釉面的出现。康熙时期内廷掐丝珐琅生产有了较大进步，器物开始趋向于大型化。这一时期的掐丝景泰蓝，大体上可分细丝浅釉、粗丝淡釉和匀丝浓釉。到雍正、乾隆时期，景泰蓝工艺达到另一个高峰。尤其是乾隆年间（1736—1796），景泰蓝制品在皇宫内比比皆是，从三山五园、避暑山庄、各路行宫、庙宇到紫禁城的各处殿宇都闪烁着景泰蓝的光彩。由于乾隆对先秦青铜器礼器的喜爱，金属胎珐琅器受此影响，在烧造后既能展现先秦礼器的形制，又可在器物表面勾画、填充出色彩浓淡相宜的各种复杂迂回、富有动感的纹饰。从西方传来的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手法也在乾隆时期影响到景泰蓝的装饰风格的形成，追求金碧辉煌、流光溢彩的效果。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图案中的枝蔓多用双钩掐丝，色调早期浓郁，中期雅丽，均不透明。除增加了粉红色料外，鎏金装饰更为突出，增强了皇家的贵气和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烧制大型掐丝珐琅器的技术迅速提高，不仅制作了近2米高的大型法器，还制作了约3米高的大佛塔。到乾隆中期，形成了内府造办处、广州、扬州、苏州等几个工艺中心。
嘉庆年间，皇宫的景泰蓝造办处滑向停产的边缘，工艺裹足不前。咸丰时期，景泰蓝工艺开始传入民间，并在同治与光绪期间，皇家工匠也大量流失至民间。到光绪后期，由于外贸活动的促进，景泰蓝工艺的发展才略有起色，开始使用半机械手段加工胎体，铜丝也采用拉丝技术，维持了丝工的均匀细致。但是釉色远远不及乾隆时期，尽管有赭红、淡黄、苹果绿等新色出现，色彩之间的搭配却是单调、滞板；花纹也形式化，缺少了生动多样的朝气。
总之，清代比明代在景泰蓝工艺方面的提高还是很大的，已全部采用纯铜捶胎和纯铜拔丝工艺，材料和工艺的改进使清代景泰蓝制品在胎体加工上更为规整，并能制作大型胎体。拔丝技术和手摇压丝机的使用，使得铜丝更加纤细均匀，提高了掐丝的精细度。景泰蓝制品造型多样，发展出形态丰富的动物造型。在这一时期的器物上出现了粉红色釉料的应用，器物配色典雅清新。题材也愈加丰富多变，山水、人物等内容更为常见，并且有花鸟草虫图案出现。同时，运用多种锦地纹样对主题进行陪衬，在器物上多采用鎏金附件加以装饰。底色不再局限在几种常见的釉料颜色，较明代更加多样，有白色、红色、黑色、绿色、黄色、粉色等。清代釉料比明代的细腻、滑润、鲜明。不足的是略显单薄而粉气，不如明代的釉色浑厚。在装饰手法上，借鉴传统的绘画，流行题诗、题名、加制印章图形。工艺上多种技法并用，这些技法有掐、嵌、镶、錾等，还开创了与画珐琅相结合的方法，弥补了在当时铜丝不能掐出人物的眉、眼、嘴、鼻等细微线条的缺陷。
此盘通体采用掐丝珐琅工艺进行装饰，铜胎厚重，用料上乘。盘口外沿及外底均用铜鎏金装饰。盘内以海蓝色珐琅釉为地，掐丝填釉饰花鸟主题图案。山间长出梅花树一棵、牡丹数株，喜鹊跳跃飞翔在枝头。画面风和日丽，纹饰生动富贵。用色上借鉴了西方艺术风格。
（四）民国至解放后
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及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清末曾经兴盛过的多家知名字号，如老天利、德兴成、宝华生、静远堂等，也迅速衰落了。其中老天利在1923年至1924年间雇工就达350多人，但是仍不可避免地衰微。到20世纪40年代末，景泰蓝行业严重凋敝，工艺濒于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对已经衰败的景泰蓝行业，在党和政府及各界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发起并组织了抢救工作，使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尤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更是从一点一滴做起，为景泰蓝工艺的复兴奉献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1952年，北京市第一珐琅生产合作社成立。在1956年1月，北京市珐琅厂成立，郭沫若先生为其题写厂名，坐落在崇文门永定河外的永外安乐路上。1963年北京珐琅厂编制了《景泰蓝工艺操作规程》和《工序质量标准》，使景泰蓝行业第一次有了文字标准。
随着2004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的破产，北京市珐琅厂成为目前最有代表性的国营大厂，也是全国景泰蓝行业中唯一的中华老字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珐琅厂的景泰蓝制品代表了当代中国景泰蓝发展的最高水平，涌现出一大批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如：钱美华、钟连盛、戴嘉林、米振雄、李静等。北京珐琅厂的科技、美术设计人员和工人，以工艺美术为人民生活服务为指导方针，在继承、发扬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在材料和技艺方面创新成果显著，釉色从20余种增加到60余种。20世纪80年代初还研制出了20多种银晶蓝釉，这种透明釉料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锦地纹样从十几种发展到百余种，晕染、渲染、罩染、衬染、剔染、无丝点晕等多种点蓝技艺成功研发，丰富了景泰蓝工艺的艺术表现形式，使景泰蓝制品在装饰性和实用性结合上更加自由。由于景泰蓝大师们的努力，景泰蓝艺术融入了时代内涵与艺术个性，这些新的文化元素让景泰蓝工艺这种金属与“火”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