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杨柳青年画，大约可以分为：清初（包括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中期（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晚清民国（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及民国时期）三个时段。
清初，从康熙即位开始，社会方始安定，杨柳青年画方兴未艾。但留传至今的作品依然少之又少，只能从几件王树村先生断为“康熙”年印制的年画来推测此时的基本情况：有的作品继承了传统题材，表现历史名人故事，着重于人物神情的刻画，如《四艺雅聚》（图21）、《醉太白》等；有的年画则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仕女娃娃，用象征比喻的手法传达人们对生活幸福和子孙昌盛的希望，如《金玉满堂》《四季平安》等。这两种题材，均对后世年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构图上，为了突出人物的神情，人物在画面中的比例往往较大，这是此时年画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体裁上，整张粉帘纸的“贡尖”已经极为普遍，需知如此大的版画在清代以前是不多见的。在制作工艺上，套版已增至多种颜色。总体而言，此时的年画具有精丽、典雅的艺术风格，在内容与形式上已经日益完善和成熟。
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中，收录有一幅《种种得魁》年画，描绘的是“花鸟虫鱼”题材，图上刻有“岁次甲申”的款题及“戴廉增”的画店名称。三山陵女士推测其为“墨版彩绘的杨柳青早期作品，其创作时间应为清初（康熙）”。（图22）
清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渐趋繁荣，进入所谓“乾嘉盛世”。此时的年画，题材多样，除吉祥形象外更加强了娱乐性、装饰性。风格也开始由雅逸向热闹发展，画中的人物增多，背景加重，色彩亦由深沉厚重转向柔丽妩媚，被称为杨柳青年画的黄金时代。其中“仕女娃娃”题材的年画，人物衣饰及室内陈设细部的描绘均华丽而精巧，代表作有《冠带传流》《功名利禄》《福自天来》《麟吐玉书》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半身人物的形式已极少见，人物形象重艳丽俊秀，如《拾不闲》。“历史小说”一类的题材，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趋向于仿效戏曲角色的动作和装扮。画妇女以娇妍取悦于人，与早期俨然之神韵迥异。画男子则着重亮相诸工架姿势，武将则已有勾脸扎靠的舞台形象出现。背景则仍尚写实，如话本、传奇的插图，不少作品为描写才子佳人或讽喻劝善的戏文。代表作有《游园惊梦》、《百花公主》（图23）、《辛安驿》、《盗仙草》等。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驾崩，年画一律不准染有红紫诸色，谓之“断国孝”，民间艺人创“伞蓝”年画（图24），别具风格。后来，这种形式竟成为一种民间通用的“素彩年画”，如《孟母断机》《隋炀帝摒色》等。
清代后期，国势日衰，外患纷至。此时（同治、光绪年间）的杨柳青年画，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上海画家钱慧安为杨柳青创作了一大批画稿，丰富了杨柳青年画的风格；一个是年画中出现了风景画。到了光绪末年，一部分作品仍保持了传统的“精丽”风格（“细活”），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又有一种为了降低成本而制作的“粗活”（以及介于粗细之间的“二细活”），比如杨柳青镇南一带的作品，采用大笔涂抹，头脸加工亦简单粗率，人称“卫抹子”，“虽不及杨柳青精细，但色彩鲜艳明快，售价低廉，面向农村，别有刚健清新的民间情趣”。
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在经历大变动的时代，与广大人民生活和思想密切相关的杨柳青年画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互动中心，各种题材的年画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吉祥喜庆”类年画大为盛行，传达出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作品有《文武财神汇聚一堂》《福寿三多》《万福攸同》等；“故事、戏曲”年画，尤其是“武出”内容的作品及表现侠义公案的作品大量涌现，表达了人们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愿望，如《拿高登》《祝家庄》《施公捉拿关升》等；“风俗时事”年画，尤其是反映时事的作品，更是因为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而弥足珍贵，如《火烧望海楼》《刘提督克复水战得胜全图》《北京城百姓抢当铺》《唐山真迹图》《女学堂演武》《女子自强》等。透过这些作品，可以形象地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心态、信仰、艺术与智慧，而这正是那些所谓正统绘画史难以做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天国军队路过杨柳青时还创造了一批特殊的杨柳青年画作品，如《猴拉马》（图25）、《燕子矶》、《英雄会》等。这些作品无论是主题思想、构图形式，还是色彩晕染等方面，似都与南京太平天国时期的壁画有相似处，被称为“太平天国年画”。
民国初年，一些反映辛亥革命的年画开始广为印行，而直隶巡按使公署倡发的“改良年画”也曾风靡一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农村凋敝，再加上“价廉物美”的机印（石印）年画开始逐渐占领市场，杨柳青年画日渐衰落。（图26）
20世纪30、40年代，正值抗日战争，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在兵燹马祸下，画版损失惨重，杨柳青年画在生产与销售上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大小画店相继倒闭。零星有些艺人以刻印神像纸马勉强谋生，至解放前已濒于艺绝人亡的境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杨柳青年画的调查、收集、整理和保护（扶植）工作开始全面展开。而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则使杨柳青年画再次蒙难。“文革”结束后，对杨柳青年画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又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