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杨柳青最早开设也最为著名的年画作坊是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上文已述，戴家在杨柳青开设画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而从齐家的家谱可知，清康熙年间齐应秋从山东来杨柳青开设裱画作坊，并逐步发展为画店。由此，也可推知当时的杨柳青画业已颇具规模。

杨柳青年画最盛之时，生产的地区并不限于杨柳青镇一地，还包括了周边的村镇，位于镇南的所谓“南三十六村”就是举足轻重的年画原产地和集散地，尤其是南乡炒米店村一带。（图27）在津浦铁路铺设前，炒米店地区是津保间交通要道，市面非常繁荣，有“一京二卫三炒米店”之说。根据张茂之先生的记述，炒米店在清道光年间兴起，到光绪年间已呈现一派繁荣昌盛景象。年画的裱糊业、加工业成了炒米店各家各户的经济支柱，从事年画购销业务的画店纷纷成立。当时只有140多户人家的炒米店村，年画店就有近百家。在津保公路故道通过的炒米店大街东西两侧，画店林立，许多醒目的画店牌匾悬挂在门额之上，景象非常壮观。除了本村人开设的画店之外，还有武强人、东丰台人（被称为“武强帮”和“丰台帮”），以及静海人开设的画店。众多画店中，最为著名的如德盛祥、德义祥、大吉祥画店，都是河北武强人开设的。不同的作坊亦有各自的特色，如南乡南赵庄唯一的画作坊义成永画店即以制作巨幅门神闻名，“清朝光绪年间由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兄弟三人合伙经营。其规模之大，产品之精，驰名全国。从前过春节，北京城各大门楼贴的巨幅门神多是义成永画店加工制作。其规格是一边5尺，一边8尺，画纸是拼合的，画版也是拼合的，制作费时费力，当然价钱也昂贵得多”。（图28）

当然，杨柳青镇仍是年画生产最为集中、实力最强、水平最高的产地，几家大画店均开设于此地。杨柳青民间有这样一句童谣：“廉增、美丽、廉增丽，健隆、惠隆、健惠隆”，说的即是由戴、齐两家画店的后人分设出来的多家画店。此外，包括南乡在内，较为知名的画店还有宪章号、亨通号、松竹斋、爱竹斋、华茂号、李盛兴、荣昌号、福庆隆、博艺林、义盛和、万盛恒、和茂怡、张义源、义成永、增华斋等。据记载，在清代中期，“专业从事年画创作的手工业工人（包括画工、刻工、刷工、裱工、造纸工），至少有三千人之多，呈杨柳青年画行业之黄金时代”。到了清代晚期，“较大的作坊，如齐健隆、戴廉增记，每家都有五十多个画案，二百名工人，每年要印两千件活（每件五百张）以上”。

这些年画作坊不仅拥有画师、雕版师、印刷工、裱工，因最后一道收活的工序需要工人最多，还必须聘用大量以填色、开脸为副业的农民。由是，这一带的农村，尤其是南乡的三十多个村庄，在农忙之余，几乎“家家都会点染，户户皆善丹青”，无论妇女儿童都心灵手巧，从事填色开脸的活计，这就是所谓的“南三十六村”，包括周家庄、赵家庄、古佛寺、炒米店、宣家庄、薛家庄、董家庄、张家窝、胡羊庄、木厂、冯高庄、郭家庄、大灶庄、小灶庄、宣家院、毕家村、小甸子、宫家庄、阎家庄、康庄、房家庄、东西流城村、老君堂、岳家开、王家村、大沙窝、小沙窝、新口村、郑家庄等。这些无名的妇女画工，都是婆领媳做，世代相传。每当春闲或秋收后的农余时间里，她们就腰围花蓝布，席地对墙地染画起来。乡下有个歌谣：“苦南乡，画南乡，吃苦水，磨裤裆。染出卫画传四方，熬瞎两眼泪汪汪”，从中可见绘画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杨柳青镇和南乡，有些杨柳青画店还在外地设庄，或派人在当地制作。当然也不乏其他地区的年画作坊生产杨柳青风格的年画作品，如河北武强、山东潍县、陕西凤翔都有杨柳青年画的生产或翻版复刻，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河北芦台（今属天津市）的东丰台。（图29）

作为北方的年画中心产地，天津杨柳青年画产品行销大半个中国，主要是北方各省及东北一带，并顺着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蓟运河销往各地，同时也很快占领了北京市场。杨柳青年画在流入宫中后，声名更加远播，各地民众都争贴引以为贵，甚至远销到新疆、蒙古、齐齐哈尔等边境地带。下面两个例子，可见杨柳青年画的流布之广。

（一）1896年至1897年，俄国植物学家科马罗夫在中国东北吉林、沈阳地区搜集的300幅年画里，绝大部分是杨柳青年画。李福清敏锐地观察到：“这再次说明天津附近印刷的民间年画在整个东北地区流播甚广。”

（二）《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收录了几件现藏日本的“戴廉增”年画，是日本人在朝鲜半岛收集的。日本学者三山陵认为：“朝鲜（李朝）人在室内和屏风上粘贴版画，作为装饰。结婚仪式也会在牡丹花的屏风前举行。这些画中既有绘本，也有木版画。保留下来的‘民间图画’中，就有写有杨柳青画店名的木版画。这便是杨柳青年画在朝鲜也有销路的证明。”（图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