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末清初武强年画已有一定规模，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至嘉庆一百多年间发展到极盛地步。武强年画的生产以南关为中心集散地发展到周围的42个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以年画为副业。旧武强县城在县境西南部，南关为武强年画主要集散地，光绪年间即有144家画店。现知较早的画店应为范氏开设之大兴画店。后来著名的画店有天玉和、万兴恒、宁泰、泰兴“四大家”。再后又出现了“八大家”，即祥硕、德隆、东大兴、义盛昌、新义成、吉庆斋、同兴、大福兴。至于一些小的作坊则难以计数。大画店都常年生产，皆采取前店后厂的形式，临街开门售货，雕版印画皆在后院工房。聘有画师出新样子，刻版师雕刻版片，拥有长期雇工五六十人和几十台印画案子刷印年画，活忙时日夜赶印，有的还要送到一些农户去加工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产品有高低不同档次，高档者经过手绘装裱，运往城镇满足富裕之家的需要，低档者皆为版刻套色，普及于乡镇中下层居民农户。清代编纂之《深州风土记》对武强年画有一段记载：“武强地瘠人贫，物力稍绌，往往画古今人物，刻版集印五色纸，入市鬻售，以悦妇孺，其事至鄙浅，然颇行远。远至山西太原……”那时武强南关已是画店林立，每届中秋以后，各地画贩纷纷来武强趸画，至农历十一月达到高潮，街上熙熙攘攘，画店里纷纷亮出自己的产品吸引客户，商贩们将货物肩挑车载，运往外地，整个南关像庙会一般，热闹的程度超过城内的几条主街。年画的发行地区非常广，除河北省外，西到陕西、山西、内蒙、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南到河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地，东达山东、江苏，北到东三省，甚至还被贩运到朝鲜、日本、海参崴等地。有的画店直接在外地设立批发点、销行点，将版带到该地刷印，甚至形成分店和作坊，生产经营当地所需年画产品。如杨柳青、东丰台、白沟河、邢台、泊头、张家口、蔚县、唐山等地都有武强人经营的画店，其风格样式对全省各地年画也造成明显影响。（图4～图6）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迅速发生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人们的观念也在随时代发展而改变。现代印刷术的引进，在上海和天津出现了石印和胶印年画，给木版年画带来严重冲击，至20世纪30年代，城市里几乎是石印年画和月份牌年画一统天下，使木版年画无立足之地。加之军阀混战不止，农村陷于贫困，也大大影响了年画的销路，杨柳青、桃花坞等重要产地都已一蹶不振而走向衰落，但令人瞩目的是唯独武强年画业仍能保持着一定规模。据民国二年（1913年）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城关及四乡尚有40余家，每店年销量80余万张。据此计算，年产量至少仍有3200万张，在外地设庄印刷的数字尚未计在内。20世纪20年代武强画店又有“新八家”：义兴顺、正兴和、干兴、福兴德、新义成、同兴、德义祥、德兴祥。它们每年的营业额虽赶不上清代的兴盛，但仍很可观。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武强年画的供应主要面向农村，产品虽有不同档次，但其中廉价者每张仅售二三分钱，适应农村购买力的需要；其次辛亥革命后虽实行公历，但中国人的心目中农历新年仍是最隆重的民族节日，传统过年的风俗依然保持，新年贴门神、祭灶、接神、扫房后贴年画仍是过年不可少的节目，武强年画中的门神及神马正满足着这一需要；其三是人们的审美观念城乡存在差异，当城市里追逐现代潮流时尚时，偏僻的农村仍保持着老的欣赏趣味，他们的居住环境并未改变，武强传统年画式样仍然为农民所认可；其四是武强年画为了生存也与时俱进，他们开拓新题材，表现重大事件和新闻及新鲜事物，借鉴胶印年画的式样，以改良的面貌争取顾客。在上海月份牌年画和天津石印年画风行天下之时，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存在于世。只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河北为日寇侵略，沦陷达八年之久，日寇对农村实行的残酷“三光”政策，使武强年画断绝了生路，才到了奄奄一息将近艺绝人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