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山西年画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当数灯画及拂尘纸，而描绘内容上则以戏曲为主。

山西为我国戏曲大省，剧种繁多，遍布全境。在晋南及晋东南就有晋剧、蒲剧、上党梆子、上党二黄等戏种，此外还有提线木偶戏及锣鼓杂戏等。在晋北雁门关一带又流行有晋北道情戏。这些都成为民间年画、砖雕、木雕、剪纸等民间艺术的创作源泉，而山西年画中戏曲题材占有相当比重，与戏曲在山西的大行其道不无关系。

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并非偶然，近年在晋南万荣县荆村瓦渣斜遗址中就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三件陶埙，在襄汾县陶寺遗址中发现的乐器则有铃形器、石磐、木鼓等，这些乐器的发现，证明晋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音乐和戏曲已经开始萌芽。宋金时期，平阳地区戏曲活动频繁，如宋杂剧、金院本，还有百戏技艺、傀儡戏、影戏等，均在民间广为流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可以在不同宫调中组合曲牌的诸宫调，由于其灵活可变，且曲文相间已有代言体成分，故而能更好地表现人物形象，完整地表达人物之间的对白与说唱。诸宫调对元杂剧的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将创作《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列于卷首，并解释道：“以其创始，故列诸首。”

宋金时期另一个反映戏曲发展繁盛的即是大量出土的戏曲砖雕。据统计，金代的戏曲砖雕主要出土于平阳府，其内容非常丰富。仅稷山县就发现金代戏曲砖雕墓十余座，其中马村段氏宋金墓（图8）最为典型，在一共清理发掘的九座墓葬中就有六座嵌有杂剧砖雕，这些杂剧砖雕，虽然没有色彩，但人物的各种身段表情，确也极富戏剧演出的情节性。此外，侯马、襄汾、新绛近年来发掘的几座金墓中，也有伎乐、乐舞和百戏社火砖雕出现。其中新绛县吴岭庄和寨里村出土的杂剧砖雕不仅人物表情刻画清晰，而且都敷有艳丽的色彩，是以前出土的雕刻戏曲人物中不曾见到的。

元代，在平阳地区出现了另一个反映戏曲繁盛的景象，即戏曲舞台的大量存在。据记载，今已发现的元代戏台有二十九座，其中就有二十五座分布于当时的平阳地区，代表有牛王庙戏台、东羊戏台等。除戏台外，山西还发现了一些描绘元杂剧的壁画作品，如临汾洪洞县广胜寺的明应王殿壁画元杂剧演出图（图9）及右玉县宝宁寺的元代戏班赶路图（图10）等，这些发现都反映了在元代时山西戏曲的蓬勃之势。在戏曲之风渐盛的山西，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如石君宝这样的元杂剧作家，而元曲四大家中，除马致远外，其余的关汉卿、白朴、郑光祖三人均为山西人。

明清时期，随着元杂剧的衰落和南戏北传的影响，山西戏曲受到各种声腔的影响而发展迅速，蒲州梆子、晋剧等本土剧种异军突起。蒲州梆子传统剧目众多，包括本戏、折子戏共500多部，内容丰富，有文有武，代表剧目有《少华山》《西厢记》等，这些剧目在年画中多有表现。晋剧是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融合了祁太秧歌、晋中民间曲调，并由晋商和当地文人参与而形成的，它很快在晋、蒙、陕发展开来，并流传到河北等地。临汾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因地处内陆，过去交通不便，故清代传流下来的画版，大部分保存了原来晋剧的戏样，晋剧常演的剧目《火焰驹》、《荷珠记》、《高平关》、《乌龙院》、《度林英》、《打金枝》（图11）等均有年画作品存世，其笔法粗犷又不失柔美，具有晋剧典型的高腔激越与婉转细腻并存的风格。这些以戏曲演出场景为题材内容的作品大量出现，因而使戏曲艺术里的程式也被画行作坊作为参考或采用。戏班里的表演艺术家与画行作坊里的民间画工，在旧社会里同属艺人工匠之流，不被世人重视，但艺人之间是没有隔阂的，戏曲和年画之间呈现出相互移植的特点。

拂尘纸俗称“扑楞纸”，是山西戏曲年画的主要体裁之一，主要表现的是蒲州梆子和晋剧的内容，其功能是贴在民居的碗橱、炕柜和被窑等地方，既能遮挡灰尘，又能美化居室环境，独具山西地方特色。临汾的拂尘纸一般为横幅，一面一戏，人物多寡不定，少至二人，多则五六，主要集中表现戏曲中的某个精彩场面，在画面布局上注重单纯表现人物形象，对背景并无过多着墨，但多数的拂尘纸却加了边框花纹，具有古朴纯真之特色，这在全国年画中较为独特。从现在所见的拂尘纸年画来看，绝大多数应为清代所刻印，其边框在各个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清前期的拂尘纸边框多为拐子纹图案，如《盗仙草》《白水滩》等，少数“万字不断头”图案，边框宽度较细，大约1厘米左右，类似《四美图》之边框。清中期至后期，边框开始出现变化，先是宽度加宽至3厘米左右，后来图案逐渐丰富，有了斜万字图案，加了诸如“天下太平”等文字的图案以及出现了冰纹花草的图案，后期更是有了蝴蝶、南瓜等图案，如《乌龙院》（图12）等，逐渐呈现出生活化的特征。清后期至民国时期，边框趋于简单化，只用一根黑线代替，并无图案。临汾拂尘纸多为墨色印制，不上色彩，注重对人物神态的刻画。戏曲年画虽脱胎于戏曲艺术之中，但在创作时也会根据情节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为了增强打斗场面的激烈程度，会将故事的发生地由室内挪至野外。而在描绘室内景物时也会参考当时当地的居室摆放，如《少华山》（图13）中就出现了晋南民居中的土炕以及地面方砖等，以此拉近和民众之间的距离，更受大家的欢迎与喜爱。

灯画是山西年画的另一主要体裁，其内容主要为戏曲人物，有绘于纸上的，也有绘于绢纱上的。春节时，北方有放灯、赏灯之习俗，元宵节时还有灯会，吸引民众前来观看。在山西亦有七月十五中元节放河灯的风俗，灯会为期三天，届时亦会搭台唱戏，这一黄河流域的古老风俗吸引了周边群众纷至沓来，观赏灯火，场面十分壮观。山西在清代时就有以木、纱、葫芦等物制作的灯盏，由此也为灯画在山西的繁荣提供了载体。和拂尘纸一样，山西的灯画也多注重表现人物形象，几乎没有背景。颇具代表性的襄汾灯画就属此类。襄汾旧有“分巷赛灯”的习俗，其灯画在题材内容上以历史故事居多，形式上以晋剧演出样式为主，多为一出戏一幅图，只刻画主要情节。襄汾灯画均为墨线，多采用铁线描、兰叶描等工笔手法勾画角色的表情和身段，通过戏曲要求的手、眼、身、步四要素来表现人物特征和心理活动，如《三进士》（图14）中，椅子上所坐的常天保之妻因羞愧而不肯认身后站立的孙淑林为母，其一手托腮，呈扭捏不肯之神态，周子卿妻摇扇前来欲劝其认母等细节均描绘细腻，刻画得恰到好处，整幅作品运笔工整，流畅生动，显示出民间画工高超的技艺水平。另有新绛地区的灯画均为敷彩手绘，画面背景不拘泥于舞台程式，而是将人物设置于山石、亭台、窗扇、帷幕等真山真水之中。在题材内容上多为当地常演的晋剧《火焰驹》《李存孝打虎》等，此种灯画多为方形构图，形制颇似北京地区的灯画，但不及北京灯画绘制细腻，许是相互借鉴之成果。从如今可看到的灯画看，《三国演义》也是新绛灯画乐于描绘的内容，这是因为关羽出生于晋南解州，当地人多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赞颂这位汉末名将，其中涉及到关羽英雄事迹的内容就有《夜读春秋》《刮骨疗伤》《斩颜良》等数种（图15）。民国以后，新绛年画逐渐式微，抗日战争时期，汾河暴涨，淹没了新绛城关的工商业地区，手工行业损失惨重，年画作坊只剩二十余家。日本人进军山西后，新绛的年画作坊、店铺大都停业，县城外永宁堡的景记、天福成等字号仍在维系，但只印刷一些新年祈福保平安的神像，戏曲题材的年画最终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