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了占大宗的戏曲年画外，山西年画亦有常见的门神门画、吉祥喜庆、小说故事、民俗生活、纸马等品类。门神门画除常见的武门神、文门神外，另有动物类的鸡、虎门画，更有颇为独特的馗头。武门神多为对刀、骑马等样式，人物有常见的秦叔宝、尉迟恭、赵云等。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立刀的门神一般身穿重甲，手持大刀相向而立，横向夸张人体的比例，显得身材魁梧，颇有气势，犹如庙中彩塑。骑马门神多威风凛凛骑于马上，神情肃穆威严。山西武门神的面部通常为一花脸一红脸，不似常见的一花脸一净脸之门神形象，因而显得更有气势。武门神的画面构图匀整，线刻精细，无论勾线还是染色，概括性强，具有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民间门神中除了威风的武门神外，还有一类求添吉祥喜庆之气的文门神。山西的文门神多为《五子登科》《五子夺魁》等内容，这和山西一带注重教育，希冀后世子孙能够取得功名、显耀门楣不无关系。和别地不同，山西的文门神多为红脸的福态天官造型，头戴翘头展幞，身着锦袍，观之顿觉喜气迎面。虎和鸡常作为动物门画被人们所贴用，这是因为虎为百兽之王，是威猛的象征，因此具有镇宅避邪之功。“虎”谐音“福”，在民俗中也被称为瑞兽，寓意福运临门。旧时，民间把老虎视为保护人们生活安宁的象征，用它来“镇宅避邪，消灾祛难”，祈求家庭的安康。而“鸡”与“吉”同音，寓意新春吉祥，加之鸡能食五毒，有趋利避害之功用，所以也被人们贴于门上。山西年画中的一幅童子骑鸡门画，与河南朱仙镇产的童子骑鸡门神造型、神态颇为相像，但在色彩表现上，山西年画更加鲜艳，对比强烈。山西门神的另一题材“馗头”（图16）亦颇具特色，贴挂钟馗用以辟邪在我国始于唐代，北宋时传至民间，山西、河南等地均有仅印制钟馗头部的年画，称为“馗头”。塑造的馗头形象多戴判官软翅纱帽，红色虎鼻，怒目黄眉，双耳穿环，胡须满腮，毫毛卷耳，獠牙血口，其貌凶狠可怖，突出了食厉鬼的形象，同时，又绘钟馗怀抱一春轴，题上“满门增福”四字，表达新春之际驱邪纳福之意。

在吉祥喜庆类年画中，山西的种类也颇多样，祝寿诞、求平安、纳祥瑞、祈子送财等内容均有体现。其描绘内容多为神仙、美人、童子、瑞兽、花鸟、吉祥瓜果等，取吉祥寓意，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有几幅表现送子题材的《麒麟送子》《连生贵子》（图17）的吉祥画，体裁为中堂或贡笺，尺幅较大，且均为木版套印后手绘点染人物面部、手部及祥云等，画面构图饱满，除美艳动人的仙子和顽皮可爱的童子外，还有四季花卉、吉祥瓜果点缀其间，色彩明丽而富有层次，艺术风格清雅细腻，线条疏密合理，是山西年画中的精品之作。另有一幅《闺房教子》，绘一梳双髻簪花妇女，身穿绣云披肩，花边大袖短旗袍，右手拿折扇，左手托一书册，膝前一扎牛角小辫儿童，穿对襟马褂，垂袖直立，在背诵课文。后有云形花台，上摆文房四宝、笔架水盂等物。人物秀雅，衣裳华美，反映了清朝中叶上层人物家庭中的妇女儿童之装束。吉祥花卉和瓜果多为一联四图的拂尘纸，内容为菊、梅、牡丹、荷四季花卉和葡萄、桃、石榴、佛手等吉祥瓜果组成的花盆、果盘等，寓意平安富贵、多子多福，色彩大红大绿，套印精准。

山西的小说题材的人物故事年画如今可见的较少，主要为神话人物及“二十四孝”之类。其中一幅新绛年画《上八仙》（图18）为战国孙膑、汉东方朔、五代刘海蟾及二郎、白猿、沉香、李靖、彭祖等人，为“上八仙”，这八位仙人手中各托一桃，取“八仙庆寿”之意。此幅《上八仙》体裁为条屏，应配在灶君、财神等神像两边，合三幅为一组，以作装饰居室用，与其他地区的“中八仙”人物组合不同。“二十四孝”是我国流传甚广的宣扬孝道的训蒙读物，在传统的文化艺术品类特别是年画中，“二十四孝”故事被广泛绘制，以警世人。在金元时期，山西由于受宋代理学“同植纲常，同扶名教”的影响，加之金代全真道教的提倡，孝子故事的流传盛极一时，宋金墓葬中出现了较多的以孝道为题材的砖雕等等。山西年画中的“二十四孝”为长方形灯画形式，绘制手法简练、概括，用朴拙的方式将这些孝行故事展现出来。

民俗生活类的年画包括范围较广，和人们日常相关的世俗生活、岁时节令、讽喻劝诫等都包含在内。山西为黄河流域传统的农业区域，年画中有反映劳动人民生产劳动场景的，如《男十忙》等，描绘了耕种锄犁、打谷碾场之场面；有些描写了封建社会里妇女的生活状况，如年画《走亲戚》（图19）、《回娘家》（图20）等，表现新春农耕未开始之前，北方城乡新婚妇女回娘家探望父母，生儿育女者到亲戚家串门认亲。画面中对车之造型、结构，马鞍笼套等描绘较为写实，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春牛图》为山西年画中常见的历画，画面上方多为年历，中间为芒神和春牛，下方为三人吃九饼之图案，形式与陕西年画中的春牛图颇为相似，在临汾当地的迎神赛会上还有纸糊春牛的习俗，人们会分食纸糊春牛肚内的核桃、红枣、花生等，寓意好兆头。另外，山西年画中还有描绘民间传说故事的《猴抢草帽》《老鼠娶亲》等诙谐有趣之内容。

山西神像纸马与别地相比虽种类不多，但形式颇为新颖。山西新绛、临汾等地的神像纸马版样较古，风格上异于其他各地，这是因为此地处于晋南，交通不便，少受外来文化影响，故多传统韵味。其中一种小型财马较为独特，是绛州木版年画的独有产品，意为“财福”的乘骑，成为沟通财福与人的使者，在新年伊始焚烧，以求获利。此种财马是一连数张印于一张纸上，每张裁下来可以单独使用，有四联、六联、九联、十二联、十六联等多种形式，规格最大者12厘米，最小者仅5厘米。内容有“天官赐福”“一品当朝”“三元太平”“五谷丰登”“和合利市”等，各不相同，独立成章。其余纸马和各地较为相近，主要有天地全神、灶君、龙王、财神等。山西为关羽之故乡，关羽又作为武财神被广泛敬奉，山西当地就制作了名为“山西夫子”的财神纸马（图21），以此和“山东夫子”孔子相对。山西的灶君形象颇为多样，除了端坐的灶王夫妇外，另外还有驮灶王牌位的赤色马四蹄张开飞奔而来的纸马年画，意为祭灶神，俗称马灶。最独特的应为骑马的灶君形象，画面上的灶君身穿“福”字朝服，怀抱笏板，骑于马上，身后有举伞盖之侍从，伞盖两边分别刻有“东厨”“司命”字样，此种灶君样式为山西所独有，流行于晋南的曲沃、临汾、新绛等地。此外还有在谷雨时节贴用的《谷雨将军》《谷雨鸡》《镇宅神判》等纸马，意为谷雨时除毒辟邪，用于保佑家人平安健康。

山西年画中还有一类杂画较为独特，主要包括流行于应县、大同一带的窗册及一些叶子纸牌等。应县窗册幅面较小，纵、横各为10厘米左右，但其内容较为广泛，包括表现祥瑞长寿的《四瑞图》《猴戏图》，表现景物的《四景图》，表现日常生活的《耕读传家》《牧童春乐》，表现戏曲的《杨家将》（图22）、《荷珠配》等。绘制手法均为半印半绘，画面简洁概括，用色只有红、黄、绿三色，寥寥数笔即将人物及山水景致勾画出来。叶子牌，是一种纸牌，又叫“娘娘牌”，古代叫“叶子戏”，是一种古老的博戏，其玩法和算法类似麻将，是中国式传统娱乐项目，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的叶子牌（图23）为墨线印制，由人物图案和花色图案组成，形制虽不多，但刻印清晰，十分难得。

以晋南的临汾、新绛为代表的山西民间木版年画发源于辽代的佛经版画，至宋金时期已出现以《四美图》等作品为代表的艺术高峰，明清两代，年画的种类和体裁愈发完善，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年画艺术遍及山西晋南城乡，甚至晋北的大同、应县等地也有年画产生，作坊、画店随处可见，本书中所选作品的画店及字号就多达二十余家，其中著名的有天聚公、兴昌、益盛成、茂盛成、景记纸局等，所产的年画行销至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民国以后，山西年画不复清代之盛景。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开始，汾水暴涨，新绛等地的手工业遭受重创。日军打入晋南后，山西的年画作坊大都歇业，从此逐渐衰落。1979年，山西美术工作室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开始搜集整理当地的年画艺术，还发现了二十余幅襄汾的灯画画样，与此同时，临汾的赵大勇等人也开始了临汾年画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搜集和恢复了山西年画上百种。如今，新绛年画的传承人吴百锁收藏有山西各地的木刻版画近千种，虽然有的刻制精美，但其是否真正为山西本地年画，还应依照风格特征加以研究和甄别。

此卷本收录的作品主要为陕西省艺术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山西临汾工艺美术公司、临汾年画博物馆、新绛县博物馆等机构以及王树村先生、吴百锁先生、胡肃静先生、徐呈瑞先生、王永瑞先生、蔺永茂先生、庄进女士、鲁汉先生等个人之藏品，其来源颇为复杂和广泛，涉及临汾、新绛、襄汾、应县、永济、侯马等山西多地的年画。因编者业务水平有限，如编撰过程中有错漏之处，还望各位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