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河北武强年画题材丰富，其中尤以小说戏曲年画占有相当突出的比重。当地有一首民谣形容武强年画业的兴盛：“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马厚，不如武强一南关。一天能唱千台戏，不知戏台在哪边。”小贩卖画招揽顾客也编成唱词：“要看戏，不出屋，年画里头有戏出……”显示了武强年画和小说戏曲间的密切关系。河北省在元明以来是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明代以后地方戏发展，展现出姹紫嫣红的兴旺局面。至清代中晚期这里既有富有地方色彩、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旧名直隶梆子），也流行皮黄腔的京剧，还有秧歌之类的民间小戏。旧时除了草台班在庙会上演出以外，不少村还有业余剧团，在冬闲时请教师说戏，在过年时演出，甚至有的人因表演艺术精绝成为享名京津的专业演员。曲艺则流行评书、大鼓的演唱，演唱者多为半农半艺者，往往在冬季农闲时应邀到各村演唱，节目多为成本的演义说部，多为历史侠义和公案故事，一连说十天半月，可以赚取微薄的报酬。人们喜欢听书看戏，因此戏曲小说也成为年画的主要题材，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反映在武强年画中的小说戏曲故事多歌颂除暴安良的英雄豪杰、定国安邦的忠臣良将，残暴腐败的昏君奸佞和贪官污吏则遭到鞭挞。一般年俗忌讳出现杀打内容，但武强年画中却不忌杀人打斗的情节和场面，情感鲜明地颂扬正义的胜利和表现邪恶势力的覆灭下场。戏曲演出中有连台本戏，把曲折动人的故事连演数天至十天半月，鼓书中也有长篇大书，年画则发展为由多幅年画组成的连环图画，既描绘薛家将、杨家将、呼家将、岳家军等满门忠烈的悲壮事迹，又往往以负屈忠良得到申冤昭雪，斩奸臣大报仇为结局，达到大快人心的目的；在《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刘公案》等清官断案、豪杰除奸的故事画中，飞扬跋扈的皇亲国戚、土豪劣绅不是被豪杰义士铲除，就是受到正义的审判丧命于刀铡之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且《彭公案》《施公案》中的很多故事就是发生在河北地区，让人感到分外亲切。《施公案》中，盗御马的窦尔敦所在的河间府和武强毗邻，鄚州庙拿谢虎、任丘县拿毛如虎、河间府拿侯七，地理位置都在武强附近。这些故事中或盗贼残害平民、欺男霸女，或豪绅恶霸与官府勾结、横行不法，或贪官酷吏鱼肉乡民、欺压百姓，从中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面，但最后都受到惩治，观之人心大快。清代河北景县发生了一件地方豪强李武举与民妇黄爱玉通奸并谋杀其夫的命案，后来编入《刘公案》鼓书和地方戏中演出，也很快刻印为年画广为流传。年画还对侠肝义胆的英雄行为和忠贞不二的崇高风范加以颂扬，《蝴蝶杯》在炕画、灯画、屏条画等不同形式的年画中出现最多：江夏县令之子田玉川偶遇湖广总督之子卢世宽欺压和殴死老渔夫，路见不平挺身而出竟将恶少打死，遭到官府的追捕，藏匿于渔夫之女的舟中，二人患难与共，结为连理。王宝钏的故事中表现王相府的三千金爱上了家境贫寒沦为乞丐的薛平贵，因此与嫌贫爱富的父亲决裂。平贵离家参军在外十八年，王宝钏住寒窑、挖野菜，矢志不移。经过周折，薛平贵回长安做了皇帝，王宝钏终于苦尽甜来。戏曲《大登殿》（《红鬃烈马》中的一折）中王宝钏的唱词：“在从前，都道他是个花郎汉，现如今，他端端正正驾坐在金銮！”此段极为脍炙人口，连耪地的农民也能哼上几句，武强年画则从头至尾画出此剧曲折的故事，这些戏曲剧目大多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画成年画又因“有说头，有看头”特别受到欢迎，对知识的普及和道德情操的培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戏曲年画常是按舞台形象画出，行头装扮真实地反映演出面貌，有京剧，也有河北梆子和地方小戏，从这些年画中还可以考察装扮的变化和剧种之间的不同特点，对今天研究戏曲史也有很高价值。（图10、图11-1、图11-2）

年画中常有诗歌文字，武强年画中的文字通俗而富于乡土气，也可看到小说戏曲的影响。有一幅万成发画店刻印的《呼延庆打擂》（现藏俄罗斯地理学会）以贡笺大幅的连环画形式表现了主要人物和情节，更在图周围刻上了大鼓书的全部唱词，达1400多字。标题是“延庆打擂东汴京，土遁逃走欧子英，包公下书天波府，发兵救去呼胜僧”，正像说书人开场诗一样交代了故事的梗概。有的年画中的说明就是鼓书和戏曲唱词的文体，如《四季勤忙》中的文字：“若务农，早作活，晚把牛放，多积些，粪土草，勤收田庄。稻粱菽，麦黍稷，各有各向，或宜早，或宜迟，时分几行。春夏秋，四季天，寒来暑往，必须要，依时节，小满栽秧。常言道，勤苦人，苍天保佑，总然是，受些苦，粮米满仓。”其中字句排比节奏鲜明，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完全可用河北梆子腔调演唱。另一幅年画《十不足》中的配文，连起来简直是大鼓书中诙谐风趣的小段，图文对照，妙趣横生，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群众对戏曲人物非常喜爱和熟悉，其舞台形象已深深刻在人们的头脑之中，故民间年画刻画人物形象甚至绘制刻印神佛形象时，经常借鉴吸收戏曲舞台形象，如武强门神中尉迟敬德的“十字门”开脸及双手执鞭的程序化舞蹈动作，天地全神中的温、赵元帅的花脸，关圣帝君的赤脸美髯形象和侍卫之周仓、关平，大刀门神中蚕眉凤眼捋须而立的相貌姿态，无不来自戏曲舞台的脸谱和造型，即便是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其动作也常带有舞台的痕迹，以期取得鲜明突出的效果。（图12-1、图12-2、图13、图14-1、图14-2）

19世纪中叶以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新闻时事、俚巷传闻内容的绘刻在年画中占有一定比重，显示了武强年画勇于创新的精神。戊戌变法前后武强年画中出现了新式女学堂和女学生骑马扛枪操练的画面，清末民初又画出了上海四川路的现代城市的风貌。清朝政府因在对外战争中接连惨败，决定建立新军，武强年画中及时刻印了1905年在河间府（武强附近）举行大规模会操的场面。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列强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不断产生摩擦，引起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在武强年画中也多有反映，画出了如《南北军大战天安门》《大战天津》《大战山海关》《大战滦州》等作品，从中也反映了人们对形势变化及国家命运的关切。讽刺性题材在武强年画中非常突出，对丑恶黑暗势力的揭露常常是辛辣大胆、一针见血，如在《尖头告状》中把刁钻贪婪之辈比作尖头，尖头之间互相比尖，各不相让，最后请官府裁决，结果县官和差役的头却是最尖的，画上题诗中画龙点睛地揭示了那一时代官府的黑暗：“原告本尖头，被告头更尖，不若二差人，尖中带拐弯，尖上更带刺，还得数着官。”另一幅《扛箱官》则利用民间花会形式画出猴子扮演出巡的箱官，顶戴花翎身着朝服，俨然是高级官员的派头，前面铜锣开道，打着禁烟的旗帜，这不啻对清廷禁烟运动中那些阳奉阴违的腐败官吏的嘲弄。其他如《十不足》《俏皮话》等也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描绘社会风俗的年画古朴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特别是那些表现农业生产的《农家勤忙》《男十忙》《女十忙》之类的作品，由民间画师创作最具有真情实感。《农家勤忙》把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集中于一幅画上，不仅画出农民对丰收年景的喜悦和渴望，而且也画出了劳动的艰辛，画上还有诗歌一首，其中“常言道，勤苦人，苍天保佑，总（纵）然是，受些苦，谷米盈仓”，用质朴的语言道出了农民的心声。